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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于轼：今天是天则所第279次双周学术讨论会，请到了夏业良教授来做一个报告。题目是《制度选择的社会机会成本》。我们还请到了刘军宁和易宪容两位大师来作评论。下面请夏教授来作报告。
  夏业良：首先感谢茅于轼教授，感谢天则所给我这个机会。我今天把这个不成熟的思想拿出来，为的就是大家能够批评指正，让我在今后的思考中加以注意。
  我的题目是《制度选择的社会机会成本》，这一方面是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的，另外，从经济学原理上来讲，任何产品都有成本，机会成本的概念在一年级的教科书上就做了解释。那么我们在进行社会选择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考虑机会成本呢？在这之前并没有看到其他学者就这个问题进行系统地阐述，我自己也是斗胆做一个尝试。虽然我今天讲的只是一个框架，但这个问题是可以模型化的。因为成本的计量不只是可以计算微观的东西，理论上也可以计量宏观的，社会制度这样的东西。副标题是兼论集体与公共、改革与反改革的势力不断地进行博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改革付出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在计划经济时期，配合着党的意识形态，当时所有的中国人的个人理念被淡化了，甚至很多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或多或少的被剥夺了。凡是经历过那个历史时期的人都有这种感受。所以在集体语境中即使可以发言，也不代表他有话语权，他要说的话只是集体语境规定的内容。就好比我们的官员在特定场合讲的话不是他自己要讲的话，而是他的单位，他的职务已经规定了他只能讲那样的话。这是我对我的标题的简单的解释。
  我今天要向大家报告的内容是六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社会制度的辨析和选择。我们每个人在出生的时候都没有选择，我们天然的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先天被决定了所处的社会制度环境。虽然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先天的制度背景，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从知识的角度对这些社会制度进行辨析。我们虽然无法反驳，在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但是我们可以从知识的角度分辨好与坏，是天然决定的还是经过人的筛选决定的。首先要对社会制度进行辨析，然后才能谈得上选择。第二部分是制度试错和校正机制。假如我们认定制度并不是唯一正确的，人类在进步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把我们能够操作的社会制度加以利用。因此允许尝试，到底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如果没有尝试的机会，怎么来判断一个制度是不是适合我们呢？有了试错的概念，就应该有个校正机制。万一我们发现一个制度有致命的缺陷，我们还能不能选择另一个社会制度？或者说这个制度大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路走偏了，那就需要一个校正机制让我们回归正路。第三个部分是个人意志、集体决策与公共选择。有人说，社会制度选择是全体人民选择的结果，但是这种特例是很罕见的。在历史上看到的都是执政者，或者执政集团选定了某种社会制度，绝大多数人民只能被动的接受。所以我想在一个统治集团中的个人意志可能会决定一个国家、社会的长期演进的路径。在个人意志的基础上又构成了威权，威权又影响到了社会构成中的四个方面，包括对人民的最基本的权利和自由的限制。集体决策和公共选择也可以做个区分？公共选择更多的是建立在个人自由意志基础上的，个人有选择的机会和自由，当然，中间需要一个代理机构，公共选择的执行机构。这跟一般所说的集体决策还是有区分的。集体决策的时候，谁在这个集体中的权力最大，谁就会对集体的决策具有更大的控制力。第四部分是讨论集体语境中的个人权利的保护。个人在集体语境中的言论是不是能够表达，即使表达了，在这样一个既定的集体语境中它能够产生的影响和效力如何。在有的集体语境中，那些宏观的势力使得个人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和偏好来迎合大家所赞成的意见。比如文化大革命，很多人在内心中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是在集体语境中，他不敢这样公开的表达，只能拥护，积极地参与。所以集体语境中的个人言论即使有，也是不堪一击的。第五个部分是不同的社会制度中的个人选择机会的比较。有些客观的东西是可以通过计量和观察来比较的，比如说选择机会的多少。在市场经济国家中，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选择机会一般要大大多于计划经济国家的选择机会。不需要精密的计量模型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但如果我们想在更多的方面得到类似的结论的话，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分解模型。比如说投票权利，在市场经济国家中，个人的投票权利对集体决策的影响的权重会怎样？在计划经济国家又怎样？这也是可以通过计量模型来间接得到的。最后，我想通过这五部分的讨论引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非常简约的，但是通过这些线索可以挖掘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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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作者： b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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